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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90年，我进入普陀区的五一中学读预备班。

    苏州河就在学校后面，进门是个不大的操场，右边和正前方是教学楼，左边则是一条煤渣跑道，还有一排两层楼的低矮房子。那里就像一条长长的孤岛，远离教学楼和所有人。医务室在那排房子一楼，每次面对视力表，我总对自己没多少信心，因为整个假期都把眼睛奉献给了各种小说。还有体育老师的办公室，男生们总喜欢上体育课，有的人和老师关系不错，在旁边的沙坑练习跳远。音乐教室也在那，墙是隔音的，门窗对着大操场，可以眺望浅绿色的教学楼。教室里有具很老的钢琴，木头感觉颇像风琴。初一，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音乐老师，刚从师范毕业分配进来。她姓祝，我还记得那个好听的名字。每个音乐老师都会弹琴，祝老师当然也弹得一手好钢琴。那时学校不重视音乐美术这些课，到了初三很少再上了，我对音乐课的印象，只剩隐藏在后排，听着她弹钢琴的时光。那时我在家学吹笛子，两次在学校表演过，但祝老师没注意到我这个特长，腼腆的我也从不拿出笛子。初中音乐课本已有五线谱了，我很长时间拿这些谱来练笛子。最后一次音乐课考试，是每人在祝老师钢琴伴奏下唱一首歌。照理说应该唱课本上的歌，有几个男生唱当时的流行歌曲，比如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比如四大天王，而祝老师坦然地伴奏钢琴。我选了一首课本里的《我的祖国》，虽然显得很老土，但我觉得那首歌旋律极优美。可惜，我唱到一半就不好意思继续了，但祝老师觉得我开头唱得还不错，好像给了我一个中等的分数。

    毕业以后，我再没见过祝老师。

    音乐教室的楼上，是学校的图书馆。经常出入一个年轻的女教职工，不知是老师还是图书管理员？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，是在冬天很冷时，还穿着一条超短裙，露着修长雪白的大腿，惹得周围高年级的男生尖叫。要知道在那个年代，即便最热的夏天，马路上穿超短裙的女孩也不多。初一那年，我悄悄走上二楼台阶，钻进小小的图书馆，总共也只有三四排书架，但对我来说已足够。我兴奋地看着那些发黄的书脊，挑选了一本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。我如获至宝般地摸着书，在借书卡中记写下名字，小心翼翼地走下了楼。结果在楼梯口被两个高年级男生拦住，他们看了看我的书说：“这本书我看过，很好看的！”于是，我更加开心地捧着书回了教室。

    在我毕业后不久，五一中学就被拆掉，门外变成了夜总会，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声色场所。

    而我的初中音乐老师，因为学校拆迁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其他中学。后来，祝老师带过的一个学生，成为有名的歌星，就是尚雯婕。

    再后来，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，当时还是荒凉的工厂区，隔壁有一家鼓风机厂，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踢足球，有时把球踢过围墙就要去捡。听说那家工厂曾经是著名的墓地，一代名伶阮玲玉就被埋葬其中。

    再再后来，我就上班了。

    从2002年到2007年初，我的上班地点在苏州河边，四川路桥北侧的邮政大楼，一栋1924年竣工有着科林斯式巨柱与巴洛克式穹顶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。

    再再再后来，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了。

    巧合的是，从生下来，到现在，我也一直住在苏州河边。

    这是我的生死河。

    2012年，六月，某个夜晚，我陪家人去家乐福购物，坐在永和大王吃饭时，忽然思维一跳——孩子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？埋藏成年人无法想象的秘密？远远超出孩子的生活体验，抑或来自另一时空——当孩子们沉默不语，就是在回忆上辈子的前尘往事。

    我转而想象：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，即便在忘川水边奈河桥下喝了孟婆汤，但在出生时仍然保有上辈子的记忆，只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，受到所谓“教育”的侵入与污染，才逐渐遗忘了前世的一切，从悲欢离合到生老病死……

    由此，便开始了《生死河》。

    半年之后，当这本书已经完工80%，并已在《悬疑世界》杂志连载过六万字之后，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——现在你们都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人，他叫于雷，顾名思义就是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，我这才发现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他啊，为何他不能渡过生死河？

    于是，我面临一个极度艰难与残酷的抉择——要么按照原定的写作大纲，顺利完成最后的结尾；要么把主人公改成另一个人，并将绝大部分叙述视角，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，结果就是全书要几乎重写一遍，我将要再付出数十个不眠之夜的代价。

    这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困境，就像站在一座小型的分水岭上，往后走是条平坦大道，但只能通往来时的埃及；往前去却是登山险径，却有可能进入造物主应许的迦南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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